2016年7月23日至24日，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(G20)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。G20公報重申，要用盡一切工具，結合貨幣、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，以實現強勁、可持續、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。
在會議期間，美國財政部舉行記者發布會，美國財政部部長雅各布·盧在回答《第一財經日報》記者提問時表示，結構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范圍內都很困難，且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，但是財政政策絕對不能取代結構性改革，“如果中國能夠以財政空間輔助改革，例如中國的過剩產能問題，合理運用財政空間就能幫助過剩產能部門的失業、低技能員工度過過渡期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早在今年6月，雅各布·盧便在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(S&ED)中指稱：“這(產能過剩)不光是中國自身的問題，像鋼鐵、鋁等過剩產能問題對于全球市場都有很大的影響，這也使得全球市場出現扭曲。中國能否妥善解決這一問題，對于中國經濟、全球經濟和美中關系都至關重要。”
無獨有偶，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會上表示，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，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，有財政空間的國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。同時，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。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，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；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，放松管制，促進競爭，推進金融部門改革。
雅各布·盧對記者表示，很多年前，美國也經歷了諸多類似中國當前所經歷的變化，美國是一個成熟經濟體，但也還有很多長期問題需要改善，“例如，要確保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處于世界領先水平，包括機場建設，這需要帶動國內投資。”他稱，過去7年半以來，美國基本穩定了財政政策，因此也贏得了更長的時間窗口期。
其實，美國在金融危機后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值得各國借鑒。當時，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，其頻率之高、規模之大、范圍之廣、力度之強是在美國近100年以來的歷史上少見的。
2009年2月，奧巴馬上任伊始簽署了規模達8080億美元的《經濟復蘇與再投資法》。這是美國空前龐大的刺激計劃，為期兩年實施，實際投資開支為7830億美元;2010年12月，美國國會通過《稅收減免、失業保險重新授權和就業機會創造法案》，實施法案的開支為1890億美元。
此外，在金融體系改革方面，美國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。2010年7月21日，奧巴馬總統簽署了全面金融改革法案——《多德-弗蘭克法案》，主要包括擴大美聯儲的金融監管權限、設立“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”、設立“消費者金融保護局”、制定更加嚴格的美國銀行業資本金標準、規范金融衍生品交易、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，以及適度限制美國金融機構高管的收入。
同時，美國政府還支持頁巖油氣革命，并大力發展新能源，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實現減排目標。此外，美國也著力發展先進制造業。奧巴馬政府為實施“重振美國工業”戰略，重點培育發展高端制造業新增長點，主要整合政府、學術界和企業界的資源，構建先進制造業伙伴和全國先進制造業創新網絡。
除了貨幣、財政、結構性改革政策，雅各布·盧高度評價了中國在匯改方面作出的成績。“我們已呼吁各國不參與競爭性貶值。過去幾周，中國就人民幣匯率波動所開展的市場溝通的確十分明確，中國履行了2月時上海G20公報中的承諾。未來我們需要進一步關注這一問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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